纳吉的新经济模式都默认了以往国阵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一些弊病和失误。现在，政府终于发现了我国有40%的家庭处于经济最底层（贫穷），而且有许多是在沙巴和砂拉越。早在2008年，前社会策略基金会主席丹尼森博士（Dr Denison Jayasooria）就曾指出，我国的贫困率超过百分之三十，而不是当时政府所指的5.7%。他直言政府使用来计算贫穷线的方程式有错误。联合国驻马代表理查德利特博士（Dr Richard Leete）也曾指出，我国有120万国民活在贫穷线下。
政府于2005年起规定全国平均贫穷线是每月收入691令吉，半岛贫穷线为每月收入661令吉，沙巴贫穷线为每月收入888令吉和砂拉越贫穷线为每月收入765令吉（该贫穷线的计算方式是以5位家庭成员为基础）。然而，当时丹尼森博士直批政府的计算方程式不对，应该按照瑞典和新加坡的计算方式（http://www.ybk.org.my/kandungan/statistik.htm）。他建议，我国家庭平均每月收入是3,686令吉，那么贫穷线就应该是落在3,686令吉的一半，也就是1,843令吉。他也指出，衡量贫穷和计算贫穷线的方法，不能只是看基本生存需求（水、电、粮食和衣物），而应该考虑到现在所使用的计算方法并不能反映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准和素质。计算贫穷线的概念应当考虑到家庭的生活素质，看他们是否有一台冰箱、电视、电脑等。
遗憾的是政府一方面知道了我国的实际贫穷高达40%，另一方面却没有寻求真正的改革。政府只是希望在2020年国人年均收入能够从7000美元达到1万5000至2万美元的水平，但是这并无助于解决我国的贫富悬殊。纵使我国的人均收入达到1万5000美元，其中一位国民的年收入高达2万4000美元，另一位国民的年收入只有6000美元处于贫穷状况（两人平均年收入刚好达到1万5000美元），试问这样的人均收入又有什么意义呢？更糟糕的情况是其中一位国民年收入达3万5000美元，另两位国民年均收入却只有5000美元！这将造成我国治安进一步恶化。新经济模式最大的漏洞就是政府只是考虑到人均收入的提高，却忽略改善贫富悬殊的重要性。
此外，政府新经济模式的第二目标，扶弱政策强调土著和非土著之分，依然从种族的角度出发，这中做法有分而治之的味道，而且只会打击种族之间的融洽。任何扶弱政策都必须单纯地以扶助“经济贫穷”的角度为出发，而非“种族”。这种非真正扶弱的做法将进一步让朋党主义丛生，贪污蔓延。
从纳吉要检讨津贴制度和推出消费税（GST）的新经济模式措施来看，新经济模式其实并无意消除贫穷，只是志在减少政府的开销、扩大政府的收入，以及加强私营化了的官联公司的收入。我国人民的基本需求、果园农民、稻农、菜农、中小型工业等，都必须有津贴措施的保护，一旦津贴措施全面撤除，只会造成我国的经济生产失衡。我国的稻米、珍贵的水果（木瓜、香蕉、番石榴等）、各种蔬菜等无法图大利的产品将会被放弃，农民将只选择有利可图的油棕业，届时我国的粮食价格将进一步飙升，中下阶级的百姓将叫苦连天。中小型企业一旦失去津贴也会造成他们的科技无法进一步提升，最终被官联企业和跨国企业吞噬。政府应当协助中小型企业提高其科技。津贴是一个政府维护百姓生活素质的重要手段，政府不应该随便放弃这种可以维护百姓和国内生产力的经济手段。政府的职责就是确保人民的生活素质提升，而不是图利，或为大企业图利。消费税的实施将逼使穷人也必须缴税，这并不符合社会福利原则。
新经济模式的概念比起比起新经济政策有些进步，但是却没有解决真正的问题。总的来说，新经济模式依然是无法解决我国的贫富悬殊问题，治安问题、科技和生产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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